多因素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 生三孩难!
去年出生人口再回落,我国如何应对
北京民心网: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田晓航)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继续回落,成为近段时间的热点话题。为何近几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有哪些进展?如何让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有关专家作出回应。
多重因素造成出生人口下降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经初步核算,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这一数字低于2020年的1200万人和2019年的1465万人。出生人口数为何持续下降?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说,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生育顾虑等;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是否会持续走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这需要综合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等因素来看。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宋健说,1962年至1975年以及1981年至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年至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认为,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优化生育政策落实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杨金瑞说。
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3部行政法规;印发《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2021年支持427家县级妇幼保健院提升服务能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021年支持建设了6.1万个普惠托位;开展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工作……国家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推动优化生育政策落实。
一些地方推出了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生育支持举措。例如,修改后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江苏省苏州市对已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1万元/托位的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人/月的托位运营补助;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金政策……
政策何时能够见效?杨金瑞说,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不过,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政策落地需做好衔接,保障育龄女性权益
宋健介绍,各国生育支持措施大致可分为三类: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假期制度;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和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以及税收减免政策;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
“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宋健认为,我国现在所采取的发展普惠托育、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等措施就属于这样的政策,同时,国家应继续鼓励从地方入手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
宋健认为,要让生育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增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需要做好政策衔接。例如,要落实生育假期制度,生育成本应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利用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从而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针对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婚育抉择方面的困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既要从家庭内部鼓励代际支持和男性参与,也要从家庭外部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鼓励女性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我们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倡导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贺丹说。
2021年6月,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是2021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仍旧在下降,有声音质疑政策和支持没奏效。
在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回应时指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效果。对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期待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
那么,为什么我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对于“不想生”“生不起”的意愿,政策如何改变?
我国育龄妇女打算生几个娃?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在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数据更低,例如,浙江省的总和生育率为1.0左右。
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总和生育率,用来反映一个育龄女性到49岁时究竟生育了几个孩子。国际上通常认为, 1.5左右是总和生育率的一条警戒线。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对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进行了调查,2017年调查结果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为1.64个,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分析,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一方面由于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一段时期,育龄女性不仅总数下降,而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是由于1997年后出生的、进入育龄期的女性数量减少,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而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作为主体,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受教育年限长,就业竞争压力大,婚育推迟现象突出等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从数据上看,这一影响使得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
哪几招让人更想生娃?
怎样才能让群众更想生娃?国际上有不少通行的办法。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欧洲最早经历了生育转变,生育率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 宋健说,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低生育率,概括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家庭发放津贴,给父母发放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等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采取的侧重点不同、组合程度不同。
宋健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性别平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
我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目前已有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免费生孩子、发住房补贴 一大波福利来袭
在浙江,为改善孩子出生后的住房条件,当地优化了保障性住房配给机制,对多孩家庭予以倾斜,提高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并予优先放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介绍,夫妻双方在子女3周岁内每年还有十天育儿假,工资、奖金、其他福利均照发。
在四川攀枝花,孕产妇住院分娩享受免费服务,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月补助500元育儿补贴金。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表示,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
在江苏苏州,政府不仅支持幼儿园普惠建设,还支持社区、支持单位提供普惠托育的服务。
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说,“苏州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一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达到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4.5的目标。”
“三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积极探索、出台了配套支持措施,得到了群众的欢迎。”杨金瑞呼吁更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聚焦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急难愁盼,加快研究出台积极的支持措施。来源新华社(编辑杨志强)